第九章

发布时间:2019-06-17 浏览次数:[]

教学案例1 大跃进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评经济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现象,提出“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同月,毛 泽东在莫斯科提出要在十五年内钢产量赶超英国。12月,刘少奇向全国公布了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超英国的口号。1958年5月的八大 二次会议肯定了当时全国出现的“大跃进”形势,认为中国正经历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会议还调整了“二五”计划的指标,钢产量由1200万吨提 高到3000万吨,粮食从5000亿斤上升到7000亿斤。会后,“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农业提出“以粮为纲”,要求5年、3年甚至1-2年达 到12年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工业提出“以钢为纲”,将赶超英国的目标缩短为7年、5年以至3年。1958年8月,这些指标又进一步夸大了2倍。随后全国 各行各业都出现了“浮夸风”,以及一些荒诞不经的口号。作为一场运动,“大跃进”错误直到1960年才得以有效地纠正,而作为一个口号和工作思考方式在 20多年后才得以最终纠正。

自1953年起,我国的经济建设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顺利完成。工农业生产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当时社会安定、民风良好。大家为了建设新中 国,人们都有一股子干劲,争先恐后的要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就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1958年2月份,《人民日报》发表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 明确地提出国民经济要全面大跃进。大跃进的提出,不仅停留在思想上,而且要落实到实际工作当中。因此,大家都在努力工作,不甘落他人之后,各个企业生产蒸 蒸日上,月月完成生产计划和工作任务。

到1958年6月初,国家计委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其中提出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这个文件得到了毛主席的首肯,并批示:“这是一个很好的 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到了6月17日,又提出“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毛主席看后,非常高兴。人们既兴奋又茫然。兴奋的是落后的中国,能够超过英国、赶 上美国,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茫然是大家不知道如何赶超,英、美国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无人所知。

1958年7月份,从农业战线传来喜讯,各媒体先后刊登湖北省长风农业生产合作社,早稻亩产15361斤,放了一个大“卫星”。随即农业部公布夏粮产量同 比增长69 %,总产量比美国还多出40亿斤。亩产万斤粮的消息见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之后,各地区抓农业的领导干部,亲自抓“试验田”。秋收季节,亩产 万斤粮的报道,便接踵而来,比比皆是。更有甚者,亩产不仅能够产万斤粮,而且还能够产十万斤粮。1958年10月1日《天津日报》报道, 天津市的东郊区 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12万斤,并称在田间的稻谷上可以坐人,让群众参观。10月8日和10日两天,《天津日报》又分别报道天津市双林农场“试验田”, 亩产稻谷126339斤的特大消息,一时轰动全国,可称得起亩产之最了。新立村的“试验田”,毛泽东主席亲自视察过,并且是肯定的事情,因此,在全国也就 名声大噪了。徐水县在“大跃进”的过程中,曾经放了一亩地产山药120万斤、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等高产“卫星”,徐水 县一时成为“大跃进”的明星。当时 徐水县到处都是巨大的标语口号:“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上研究了超英赶美、大炼钢铁和成立人民公社等重大问题。随后,会议精神很快就传达到基层单位。由9月份开 始,在工业企业当中,打破了常规,为了完成全年的生产计划,实行大干苦战,每日工作12个小时。职工之间展开了你追我赶的火热局面,管理人员,也走出科室 到现场办公,为生产第一线服务。每到中班或夜班,职工食堂的炊管人员,把饭菜送到车间。即便是节假日,职工也放弃了公休,主动到工厂上班。

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上,确定要把钢铁作为全党的第一位大事来抓,年计划要完成1070万吨,实现翻一番。于是便号召全民大炼钢铁,大搞群众运动。在 “没有干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口号指引下,要大胆解放思想。还是从农村开始,农民在田间垒起了小土炉,就炼起钢来了。顿时,田野间的小土炉星罗棋布,火 光冲天。

1958年底,中共中央发表公报,宣布粮食、钢铁的产量都翻了一番,实现了特大的跃进。从此,“大跃进”、“总路线”和“人民公社”,并称为“三面红旗”,“大跃进万岁”也喊了整整二十多年。

案例思考:

1、大跃进运动错误给今人留下哪些教训?

2、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探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教学案例3 全面夺权和全面内战

 

1967 年 1月 4日,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名义从北京回到上海,紧急策划夺权。1月 6 日,以上海市32 个“造反派”组织的名义,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批斗了华东局、上海市委、市人委的主要负责人,并将全市几百名局级以上干部揪到会场陪斗。这次大会以后,上海市委、市人委的所有机构被迫停止办公,全市领导权力落到张春桥、姚文元和上海造反派组织"工总司"头头王洪文等人的手中。

上海“一月革命”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1 月 8 日,他在一个会上谈到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夺权的问题时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社论说:“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社论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夺权斗争”。社论号召“自下而上地夺权”,“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

在上海“一月革命”的带动下。1月 14 日山西、1月22日青岛、1月 25 日贵州、1 月 31 日黑龙江先后宣告夺了省、市委和人委的党政大权。在很短时间内,形成了上面下面、城镇农村、各行各业的普遍夺权,造成全国性的大动乱局面。

1967年 5 月以后,江青伙同康生、谢富治指挥由她直接控制的“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随意捕人,刑讯逼供,制造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的伪证。7 月,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决定批斗刘少奇,并由戚本禹于 7月18日组织召开"批斗刘少奇大会",进行抄家,从此即剥夺了刘少奇本来已是范围很小的行动自由。8 月 5日,以庆祝毛泽东所写的《炮打司令部》一周年为名,又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7、8 月间,在江青一伙的煽动和支持下,北京和外地的上百个群众组织,组成了数以万计人参加的所谓“揪刘火线”,夜以继日地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持续时间达 1 个多月。

在北京发生的这类围困、冲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关、揪斗党和国家领导人等严重事件,迅速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全国各地大批判的打击面愈来愈广,揪斗干部的手段愈来愈狠。派性斗争由“大字报战”、“标语口号战”发展到真枪实弹的武斗。使用的武器从原始的棍棒刀矛直到现代化的机枪大炮。互相把对手呼为敌人,把抓到的对方人员呼为俘虏。对干部群众的人身迫害从“戴高帽”、“喷气式”等形式,发展为各种摧残人身、侮辱人格的暴行。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命运和自身生命财产的安全忧心忡忡,并以不同形式对"左"倾错误进行抵制和斗争。1967年 7 月20 日武汉发生的广大军民反对所谓中央代表谢富治、王力的事件(即“七二○事件”),从主要倾向看,就是群众性的抵制“左”倾错误的一场斗争。

林彪、江青一伙借发生“七.二○事件”之机,更加肆无忌惮地煽动所谓“文攻武卫”。一时间,中国大地确实形成了“天下大乱”的局面。7月22日,江青在对河南一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讲话时,公然提出“你们的自卫武器不能放下”,以煽动武斗。7 月 25日,林彪提出“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就在此期间,报刊公开提出“坚决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口号,在全国掀起冲击军队领导机关的浪潮。8 月上旬,在上海、南京、常州、长春、沈阳、重庆、长沙等地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在人民生命财产失去保障,社会秩序紊乱不堪的情况下,主管政法工作的谢富治却于 8月 7日发表讲话,煽动在全国“砸烂公检法”。他说:“大多数公、检、法机关都是死保当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不把旧机器彻底打碎,要转变过来是困难的”。同日,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发表讲话,煽动夺外交部的权。旋即发生封闭外交部党委,砸烂外交部政治部,以外交部名义向驻外机构滥发指示等严重事件,并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办公楼等一系列严重涉外事件。在武斗成风,社会秩序极度混乱,专政机关被打乱的情况下,许多地区连续发生抢银行、抢仓库、劫车船、冲监狱等恶性案件。在全面内战中,人民生命财产和国家财产遭到难以估量的损失。

 

案例思考:

1、为什么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动乱?

2、“文化大革命”错误给今人留下什么深刻教训?

 

教学案例3 三线建设

 

经过大跃进之后的国民经济调整,在60年代中期酝酿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国家的地区发展战略转变到以三线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我国生产力布局第二次向西推进。

   三线建设首先是为了战备。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中苏两党已彻底决裂,东北工业区受到苏联军事力量严重威胁;在东面,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工业区全部暴露在控制第一岛链的美军航空兵的攻击之下;在南面,美国将越战战火从南方烧到北方,华南地区的安全直接受到越战威胁;西面的中印边境紧张局势也还没有解除。面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中国的工业布局从国防需要和军事经济角度看,显得非常脆弱。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酝酿,毛泽东形成了进行三线战略后方建设的思想。1964年5月至6月,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着重强调了战备问题,提出要防患于未然,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侵略战争。他明确指出把全国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三五”计划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不平衡的问题,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毛泽东的讲话,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除了考虑战备问题,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时也将三线建设与内地长远建设结合起来。针对一些人对大规模战争爆发可能性的怀疑,毛泽东认为对战争要有两手准备,不能将希望放在敌人不会来的基础上,历史上往往会有这种情况,你准备好了,战争可能不会爆发;你没有准备好,敌人就可能来。我们是两手准备,敌人来犯则诱敌深入歼灭之,不来我们继续搞长远建设,使内地工业逐步赶上沿海工业的发展。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三五”计划方针以国防建设为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

   当时按照军事战略位置的不同,将我国各地区分为沿海沿边的前线、中间地带、战略后方三类地区,分别称为一线、二线、三线。三线的范围为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雁门关以南、韶关以北的广大地区,习惯上称之为“大三线”或“三线”。主要包括川、黔、滇、陕、甘、宁、青7省区和晋、豫、鄂、湘4省西部地区。在一、二线地区内,又根据本地区的情况划出若干区域为本省的三线地区,习惯上称之为“小三线”。

三线建设的方针是“停、压、缩、搬、分、帮”。即对一、二线停建一切新开工项目,将部分企事业单位全部搬到三线,把一些企事业单位分出一部分到三线,一、二线从技术力量和设备等方面对三线企业进行对口帮助。此外,要求三线新建单位实行“山、散、洞”方针,即“靠山、分散、进洞”。三线战略的总目标是:采取多快好省的办法,在纵深地区建立起一个工农业结合的、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工业基地。

   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历时17年,自1964年开始,到1980年才落下帷幕。国家先后投资2050亿元,占当时全国基本建设投资40%。共建成大中型项目2000多个,建成全民所有制企业2.9万个。一大批沿海企事业单位内迁。据统计,在1964~1971年间,全国共有380个项目、3.8万台设备、14.5万人从沿海地区搬迁到三线地区。在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时期,三线建设的重点是西南地区。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时期,三线建设的重点转向“三西”(豫西、鄂西、湘西)地区。1971年下半年以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开始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中央注意了战备与各项经济建设的比例关系,沿海地区的发展又重新受到重视。此后到70年代末,三线建设的大部分精力放在建成企业的配套和生产组织上来,以求使这些企业尽快发挥效益。

三线建设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次重大战略调整,意义十分重大。经过三线建没,在中国内陆腹地初步建立起拥有相当规模、门类齐全、科研和生产相结合的战略大后方现代经济体系,这对于国家安全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三线建设主要以国防战略方针为指导思想,因而不能单纯从经济观点看问题。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三线建设充实了年轻共和国的国防资源,保护了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生存发展权力。三线建设还在客观上改善了我国工业布局极不平衡的状况。投资西移加快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步伐,三线地区11个省、自治区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65年的22.3%提高到1975年的25%,机械工业生产能力已占全国30%以上。三线建设共新建了成昆、川黔、襄渝等10条共8000多公里的铁路干线,修建公路25万公里,整治了主要航道,改善了当地的交通闭塞状况。三线建设中形成的45个以重大产品为主的生产、科研基地,连同攀枝花、十堰、绵阳、西昌等30多座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的崛起,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当年三线建设者艰苦奋斗进行国家建设的精神,也为人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当时社会上的流行语是“好人好马上三线”,大学、中专毕业生许多被直接分配到三线工厂,全国总计四百多万人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大三线的千百条山沟里,炸坡建厂,艰苦创业。尽管三线建设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但在这些建设者的努力下,取得的建设成就仍是令人瞩目的。

三线建设以备战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方针,使得经济建设实质上转向了半战争状态,使经济布局服从于军事布局,给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一些不利影响。在战备的要求下,建设规模铺得过大,超过了国家建设能力。不少项目缺乏前期准备就仓促上马,影响了工程质量。有的项目资金、设备、原料难以到位,被迫中途停建或建成后难以满负荷生产。由于片面执行“山、散、洞”方针,少数企业钻山过深、分布太散。这既增加了建设投资,又增加了产品的成本开支。此外,由于非生产性投资不足,使职工及其家属的住宅、教育、医疗、文化生活条件很差,影响了职工队伍特别是科技人员的稳定。针对三线建设的这些不足,国家从1983年起,在“七五”、“八五”、“九五”计划期间,分批逐次对存在后遗症的274个三线项目进行了调整改造。一大批三线企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成为振兴国防科技事业和加快中西部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案例思考:

1、为何说要把“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区分开来?

2、如何理解基本建立的 “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内涵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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