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发布时间:2019-06-17 浏览次数:[]

教学案例1 “经济决战”奏凯歌

全国解放之初,国民党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个生产停顿、破产、整个国民经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外国记者戏称:“共产党的军事可以打100分,政治可以打80分,财经工作只能打0分”。不管是西方敌对势力,还是国民党,都在等着看中国共产党的笑话。面对这样的情况,从1949年到1950年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的同时,领导人民打了一场在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大战”——稳定物价,并彻底扭转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和整个社会经济一片混乱的局面,粉碎了敌人恶毒的污蔑。

这场决战,从上海打响。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的十多天内,市场上投机活动猖獗,银元价格竟然上涨了5倍多。党中央亲自指派熟悉经济工作的陈云同志赶赴上海,领导打击投机的战斗。经过认真研究,华东军政委员会果断决策,在6月10日下令包围和查封了上海市投机市场的总枢纽——上海证券大楼,取缔了金、银、外币计价的活动。这使人民币得以占领市场,为平抑物价创造了重要条件。从上海斗争开始,经中央财经委员会指挥,全国进行了多次平抑物价涨风的斗争。其中,具有决定意义是1950年3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政务院《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这项决定的贯彻执行,使全国的物价明显地稳定了下来。

在贯彻这项文件的过程中,各级财政部门工作十分扎实。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财政经济委员会每晚都有电话联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指挥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广州、重庆、西安、大连等大市场的国营贸易和市场经济活动。主要内容为国营贸易机构当天卖出多少粮食和纱布,买进多少,价格高低,以及私商买进、卖出的情况。领导同志每晚都根据收集到的情况,提出次日卖出价格的安排和要求,电告各大城市执行,通过各大城市的贸易价格活动又去影响各小城市的贸易、价格情况。

为了保证《决定》的准确执行,中央还召开了会议,讲明政策,做透思想工作。在开会时,广州市有位代表形象地说:“经过这次会议,我懂了,我过去在广东打仗,抓到俘虏,就送到广州完事,可现在要送北京了。每天卖货的钱,就缴国库,我们要花钱,再到国库去领”。统一财政经济工作,在执行中,纪律非常严明,发扬了无产阶级政党铁的纪律的优良传统,确实做到了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违法必究,执法必严,而且是“枪打出头鸟”,一经发现违法的苗头,就严肃处理,铁面无私,做到了“惩一儆百”、“寓教于惩”,而不是睁一眼,闭一眼,“看人下菜碟”。1950年统一财经工作初期,西南军政委员会贸易部所属的西南区土产公司经理谢扶今同志(此人系长征干部,又是王明即陈绍禹的妹夫,当时王明已回国,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没有遵照财经统一的规定,把卖货所得现金上缴国库,而是自行投放,收购了猪鬃。西南财经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秘书长刘岱峰和西南贸易部部长王磊、副部长刘卓甫发现后,报经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邓小平批准,立即对谢扶今执行了纪律处分,并通报全区。广大干部无不敬服,再没有人敢于以身试法。这就使得中央规定的政策,通行无阻,一直落实到基层。

通过这些斗争,新中国稳定了物价,说明中国共产党的财经工作,不是得0分,而是得了满分。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建国之初稳定物价的胜利,认为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的胜利。它使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站稳了脚根,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

案例讨论:

1、建国初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什么?

2、此次成功的通胀斗争主要使用了什么方法?有哪些值得当今借鉴?

 

教学案例2 “三反”运动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集体即已开始关注执政党的党风问题。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同志就曾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务必 使同志们继续的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的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1951年开始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 为逐步暴露出来,如在沈阳市的部分单位中揭发出三千多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仅检举和坦白的金额即高达5亿人民币。日益严重的腐败行为引起了地方各级党 委的高度重视。11月1日,东北局书记高岗向中央作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报告,报告向中央汇报了东北局已于9 月开始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基本情况,这一报告引起了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重视,中央当即将东北局的报告全文转发给各中央局,要求在此次全国 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因此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三反”斗争,首先是从东北开始 的,毛泽东同志在1951年12月13日给各大区中央局主要负责人的电报中曾经讲过:“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的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 岗同志亲自动手的。”[2]P148 12月1日,党中央正式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此后,各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按照中央的 部署,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腐蚀为主要内容的“三反”斗争,运动从1951年12月正式开始,历经发动群众阶段、“打虎”阶段、定案处理阶段和建设阶段,至 1952年10月,中央批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和“五反”运动的两个报告,标志着历经11个月的“三反”斗争顺利结束。

此次运动,是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党建设,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一场重要斗争。这场斗争,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亲自领导下,取得了重 大胜利。运动有力地抵制了资产阶级对革命队伍的腐蚀,清除了一批腐化堕落分子,教育了一大批党的干部。据统计,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 数为383万多人(未包括军队的数字)。经核实,贪污1000万元以上的有10万余人,贪污的总金额达6万亿元。对犯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 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死刑的42人,判处死缓的9人23.8万人被开除党籍。其中尤其以处决刘青山、张子善意义和影响最为深远,真正达到了振聋发聩和扶正祛邪的良好作用。

此次行动,使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荡涤,整个社会风气为之一新,运动所带来的一心为公的党风、廉洁的政风和纯朴的社会风气 至今仍能刻骨铭心,在党员干部中发挥着激励和教育作用。运动使我党进一步密切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顶住了国际上的反华大合唱,成功地度过了三年困难时期, 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案例讨论:

1、建国初贪污腐化问题逐步滋长的原因是什么?

2、此次反腐败斗争的有何经验和不足值得当今借鉴?

教学案例3 公私合营前后的北京同仁堂

提起同仁堂,家喻户晓,它是我国久负盛名的中医药企业,始创于清康熙八年,距今已有330多年的历史。

北京解放前夕,同仁堂的经营状况十分危急,只能勉强度日。1949年3月,同仁堂成立国药业基金工会,乐松生任总经理,通过不断学习,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 工商业政策有了基本认识,坚信个人在政治上、企业经营管理上必须紧紧依靠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重要决策听取职工意见。在后来的“五反运动”中,同仁堂也经受 了考验,经过审查核实,被评为基本守法户。  

同仁堂作为民族工商业,有其代表性,而所经营的中药又是人民生活所需。因此.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与关怀。彭真市长亲自支持乐松生开展中医药研究,开发新 品种的工作,并成立了中药提炼厂。在党的关怀下,同仁堂在解放后有了很大发展,工人生活稳定,而且质量有了很大提高。1953年,同仁堂盈利按国家所得 税、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资方股息分红四部分分配。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党适时地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北京市积极响应,很快制定了利用、 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具体措施,并召集在京民族工商业者召开工商业联合大会,会上,同仁堂总经理乐松生积极发言,拥护总路线。会上,市地方工业局拟 选同仁堂这个国药大户首先进行试点,为全行业合营扩展影响,奠定基础,积累经验。

   这一变革,不能不引起同仁堂乐氏家族的震动。他们因将失掉生产资料占有权、企业,现统治权和企业利润分配权。这是切肤之痛。乐松生先生做为当时民族资产阶级 的代表,对其家族已经经营了200多年的同仁堂药店面临着抉择。经过反复思考,他深感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历史潮流不可违背。同时也看到,共产党和职 工群众仍让自己做同仁堂的总经理,生活待遇不薄,这是对自己的信任和期望,因此必须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于是他毅然决定同仁堂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在 这次代表大会上,乐松生当选为工商联执行委员,推动了同仁堂实行公私合营的进程。

1954 年2月16日,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关于北京市工业公私合营工作计划中明确提出同仁堂是第一批合营的单位。同年8月9日,在大栅栏同仁堂成立了公私合营筹备 工作委员会。27日,同仁堂彩旗高挂,在庆乐戏院召开了庆祝公私合营大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全体员工欢欣鼓舞,这家古老的私营企业在风雨飘摇258个 春秋之后,迈进了社会主义大门,开辟了同仁堂历史上的新纪元。

合营后,一切涉及公私关系问题的事情,乐松生总经理都和公方代表王蘇协 商。针对一部分老职工怕合营后遭退休、怕降低工资等问题,工会通过多次不同层次的座谈会,政策交心会,个别谈心等方式,向职工讲同仁堂合营的措施和合营后 的前景,使大家认清形势,了解各项政策,清除各种疑虑,职工们纷纷表示,要为同仁堂出力,多做贡献,使合营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此外,合营后的同仁堂,还进 行了资产清算,确定了资方资本和应得的股息。面对合营后的新情况,同仁堂党支部领导全体职工先后进行人事劳动纪律、经营思想的整顿,并相应建立了劳保条 例、成本核算、生产统计、质量检查、专人配送料、出入库等制度;制定年度、季度生产计划,和用户建立供销合同,改变生产的盲目性;增加设备,改进工艺技 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消耗;特别注意了建立公私方共事的制度;使资方有职有权。通过改善经营管理,开始体现了合营优势,职工的情绪也空前高涨。

经理乐松生满意地说:“别家的流水日益下降,咱们的流水逐日上升,原来担心合营工作会影响生产,没想到合营后业务发展这么快,这下可放心了。”      

同 仁堂率先实现公私合营,对其它国药店、行、栈形响很大,而且影响到全市的私营工商业者。中央和市委领导对同仁堂非常关怀,1955年初,彭真同志亲自到同 仁堂会见乐松生经理,听取合营后的工作情况汇报,并对各方面的工作给予了肯定。乐松生还以北京市工商联主任委员的身份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在同仁堂的影响下,全市私营国药业,于1956年1月13日被北京市政府批准全行业公私合营。15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毛 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代表。乐松生代表工商界登上天安门,手捧巨大报喜信向党中央、毛 主席报喜。

   公私合营使同仁堂获得了新生,解放了生产力,经过短短几年的努力,企业面貌大改观。1959年比解放前夕的1948年,职工人教由190人增加到539人, 增长了近2.4倍;产值由16万元增加到1251.9万元,增长78.3倍;蜜制丸药140万丸,增加到6864.2丸,增长了49倍;水泛丸由4000 斤增加到31.38万斤,增长78.5倍;虎骨酒由3万斤增加到30.5万斤,增长了10倍。

今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同仁堂已经走向世界,走向新的辉煌。

案例思考:

1、私人工商业者为在当时为何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2、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道路有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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