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发布时间:2019-06-17 浏览次数:[]

第三章   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

教学案例1:辛亥革命前危机四伏的中国社会

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大浪潮的到来,如果不具备客观的历史需要,没有深刻的社会背景,任何人都无法凭自己的主观意志把它制造出来。辛亥革命前,中国社会已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危机四伏的社会使得辛亥革命的爆发成为历史的必然。

镜头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相交的时候,这种不断沦落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十年间,在中国土地上接连发生了三场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日俄战争。前两次战争都以清朝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而告终:中国对外赔款将近七亿两白银,比当时全国八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还多;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省被日本侵占;列强还取得从北京到山海关的驻军权。后一次战争竟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东北大地上的相互厮杀,居民惨遭屠戮,庐舍化为灰烬。在此期间,列强还在中国强行划分势力范围,攫取种种特权。中国人痛切地感到国家已面临被瓜分和灭亡的直接威胁,亡国灭种的阴影,沉重地压在中国人的心头。正如陈天华在《警世钟》中所写:“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

作为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代表,慈禧竭力维护的是“大清王朝”的统治,而这时,“大清王朝”已成为历史前进的绊脚石。对清政府来说,有时为了“朝廷”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以至牺牲国家民族的利益。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慈禧为了维护“大清王朝”的统治,不仅急于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而且竟在煌煌上谕中写下“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话,听凭列强予取予求。既然清朝政府把自己的利益同帝国主义侵略者紧紧联结在一起,那么,民众自然也就把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救亡斗争同反对清朝政府紧紧联结在一起。

镜头二:政治骗局大失人心

孙中山和革命派中的不少骨干分子,一开始也曾试图通过和平手段来促使清政府改革。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一整套改良方案,也是因为他对李鸿章还抱有希望。然而孙中山的热切愿望换来的是李鸿章的冷遇,于是孙中山“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才最终坚定了革命的决心。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面对革命形势的发展,清政府为了维护统治,不得不做一些变革,实施所谓“新政”、“预备立宪”。清王朝宣布“预备立宪”时,立宪派曾大喜过望。但清政府公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无非是把君主专制制度以成文的法律形式肯定下来,并加以强化。立宪派发动了颇具规模的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尽快转入君主立宪的轨道。但清王朝不能容忍自己专制权力的任何削弱和丧失,一次又一次拒绝了这种请愿要求。到立宪派准备进行第四次请愿时,清政府更严令禁止,并变本加厉地强化集权统治,成

立“皇族内阁”。这使立宪派大为愤怒,梁启超在报刊上撰文痛斥清政府是“祸国殃民之政府”、“妖孽之政府”。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将越来越多的立宪派人士推向革命方面。

镜头三:内部矛盾愈演愈烈

清政府内部满汉权贵之间、汉族官僚集团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满清入关之后,虽然极力笼络汉族官员,但骨子里是把汉人当奴才看待的。满清统治者对汉人军队的崛起充满了猜忌的心理。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练成北洋六镇新军后,权势炙手可热,实力迅速膨胀,使得皇族亲贵集团深有猛虎鼾睡于卧榻之旁的忧虑。1908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后,3岁的溥仪入继皇位,其父醇亲王载沣监国摄政。载沣妄图回归到建立满清皇族私家军队的旧轨,他以袁世凯有足疾为名,勒令袁回河南彰德养病,随即宣布成立禁卫军,由他统率,同时代皇帝为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并成立陆海军联合参谋机构军咨处,派满族大臣主持建军事务,任命大量满族子弟出任新军中高级将领。这引起了汉族官僚、军阀的不满和怨恨,对清王朝更加离心离德。

镜头四:社会经济全面崩溃

辛亥革命前夜,社会经济也到了崩溃的边缘。清政府支付赔款主要采取两个办法,一是向各省分摊,二是回过头来再向列强寻求高息借款。对于前一个办法,1904年,18名各省的督抚和将军曾联名给朝廷上疏称:“各省分派赔款为数甚巨。种种筹款之法,历年皆经办过,久已竭泽而渔;若再痛加搜刮,民力既不能堪,赔款仍必贻误。总之,无论如何筹捐,无非取之于民。当此之时,民心为国家第一根本,以民穷财尽之时,倘再竭力搜刮追呼,以供外国赔款,必然内怨苛政,外愤洋人,为患不堪设想。”这份出自统治集团内部的奏折,用了“竭泽而渔”、“民穷财尽”、“竭力搜刮”、“苛政”、“为患不堪设想”等与革命派揭露他们的语言非常相近的词句,可见经济状况恶化的严重程度。清政府的后一种办法,实际上也要通过向各省摊派来支付巨额的借款利息。革命派一语道破了这种恶性循环的后果:“广借外债,浪费无纪,息浮于本,积重如山。犹不知警惧,任令疆臣各自募借,其所开销复无清算,收入愈多,亏空愈大。循此以往,国力将敝。”从1900—1911年,清政府举外债高达3.4亿两,其中铁路借款占76.86%,财政军火借款占14.66%。1903年清政府财政收入10492万两,支出13492万两,亏空3000万两,赤字比1900年以前增加一倍以上。1910年,清政府预算支出亏空达4169万两。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清政府把大量赔款、偿外债转嫁给地方,把经济危机引向整个社会,加重田赋、厘金和盐课等旧税的税收,并且增添了五花八门的新税,这无疑是一种自掘坟墓的手段,最终把民众逼到造反的路上。

镜头五:大厦将倾民变四起

二十世纪初,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百业凋敝,民不聊生。江西道监察御史叶芾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士为四民之首,近已绝无生路,农、工终岁勤动,难谋一饱,商贾资本缺乏,揭借者多,获利维艰,倒闭相望。城市村落,十室九空,无业游民居其大半,弱者转于沟壑,强者流为盗贼,土匪蠢动,此灭

彼兴,民不聊生,何堪搜括。加以各省水旱蝗蝻,哀鸿遍野,徐、海饥民数百万,遮蔽江、淮,困苦流离,生无所赖。万一揭竿并起,滋蔓难图??大患岂堪设想。”民众无法生活下去,抗捐抗税、抢米风潮、会党与农民起义等遍布全国城乡,连绵不断。据不完全统计,1902年到1911年,全国各地彼伏此起的大规模民变多达1300余起。它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客观的社会环境和群众基础。到辛亥革命前夕,人们对清王朝的这种不满和愤怒愈加发展。这连外国人也看出来了。长沙关税务司伟克非在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信中写道:“毫

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就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现在已经公开鼓吹革命,并且获得普遍的同情,而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却尽在瞎胡闹。”当时的清政府,正如孙中山所形容的,“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革命形势已经成熟。

案例思考:

1辛亥革命前,中国社会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有哪些具体表现?如何理解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

2如何认识辛亥革命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

教学案例2:民初南京留守府的建立和裁撤

1912年1月1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南京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临时政府。同年4月1日,在袁世凯等旧官僚和立宪派的压力下,孙中山正式辞职,临时政府北迁。南方革命派与北方守旧势力在第一轮的较量中处于下风。不过,袁世凯取得了总统的宝座,不等于就赢得了统治全国的实权,孙中山让出了总统的位置,也不等于革命势力就此消灭。南京留守府的建立和裁撤即是南北两派又一回合的斗争和较量。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3月13日,唐绍仪被任命为内阁总理,由南北各派分享政权。但在内阁人员问题上,发生了争执,尤其是关键性的陆军总长一席。袁世凯及其亲信推出段祺瑞,并强硬提出“非段祺瑞长陆军,世凯即辞总统之职”。南方军政界则期望黄兴继任陆军总长一职。南北双方争执不下时,黄兴乃于3月28日传集各军将校,竭力劝说不要再争,竟至声泪俱下。3月29日,袁世凯任命段祺瑞为陆军总长,但慑于南方民气不可侮,同日又任命黄兴为参谋总长。袁世凯命令发布后,黄兴通电力辞。袁乃于3月31日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4月6日,南京留守府正式成立。按照4月13日公布的《南京留守条例》,南京留守“直隶大总统,有维持整理南方各军及南京地面之责”,表面上似乎权力很大,但由于财政大权控制在袁的手里,实际难有作为。同时,条例又规定,“俟南方军队整理就绪,即行裁撤”,可见,留守府只是一个暂时的军事善后机关,袁世凯无非是想借黄兴之手,来裁遣南方军队。

南京留守府的成立是南北两派相互妥协的产物。辛亥革命中,南方起义各省建立了番号和称呼不一的军队。这些军队在辛亥革命过程中揭竿而起,仓促组成,总额达80个师,成分也较庞杂。在南京一带,陆军部就掌握了16个师及一些杂编军队,达20万人。如此庞大的军力令袁世凯不得不有所顾忌。为了防止南军不满而爆发不利于自己的行动,袁世凯需要深得南军拥护的黄兴来稳定南方的局势,并替他遣散南方的军队。

早在南京临时政府结束期间,黄兴即已着手整编军队。他先后将驻在苏、皖、浙、闽的军队编成26个师,5个军。4月11日南京兵变事件的发生,更坚定了他裁遣军队的想法。这天夜里,黄兴正在上海与唐绍仪商议要事,南京第七师所部赣军,因欠饷发生兵变,在白门桥、太平桥一带抢劫。待12日天明黄兴回到南京时,驻宁各军已及时镇压了兵变。黄兴严酷地处分了这次兵变,被判死刑者达二百多名。这一事件使黄兴懂得了有兵无饷的严重危险,因而加紧裁遣军队。在兵变后的一个月内,除将赣军缴械押回原籍外,又将桂军六大队及粤军一部遣散回籍,浙军全部调回原籍,同时也抓紧了江苏本地区的军队的裁遣。南京留守府在军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积极裁军,换来的却是袁系和拥袁势力的横加指责。他们诬称南京留守一职妨害统一,指责黄兴有割据东南的野心。袁世凯的参谋次长陈宦就曾扬言:“留守机关裁撤,民国即号称统一。”对于北方咄咄逼人的攻势,南方革命党人的反应却十分软弱。早在武昌首义成功后,南方革命派内部派系分歧和争权夺利就日益尖锐,消极涣散的态势也日趋明显。革命的暂时胜利使不少同盟会员的革命精神大大减弱。自南京临时政府被裁撤后,向袁世凯势

力妥协的势头更占了上风,连革命派的领导人孙中山也决心专事“实业救国”,为在10年内建成10万公里的铁路而奋斗;宋教仁则就职农林部长,谋求合法和平的政党政治。高层领导人对军权和军事斗争的麻痹和整个革命派进取意识的减弱,无法为南京留守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虽然黄兴对于袁世凯排挤、打击、分化同盟会的种种手段不无愤慨,但他同样缺乏整军经武、备战应变的雄心,而且认为“南北一家,兄弟一体”,故素怀归隐之志,打算功成身退。他希望“但能以政见相折冲,不愿以武力相角逐”。何况中国再也受不了破坏的震荡,“倘再经一次破坏,波兰、埃及岂可免耶?”在这种思想支配下,面对无法解决的财政困难和反对派的攻击,黄兴于5月13日致电袁世凯,请求准予销职。

与此同时,黄兴对于江苏驻军的裁遣整编事宜作了规划,准备于两月内缩编兵数三分之一,将第一军、第二军划归陆军部直辖,其余除三十九旅划归山东外,交江苏都督统辖整顿。为了抵制列强利用借款监督中国财政的图谋,黄兴一面积极提倡国民捐,一面以爱国相号召,动员退伍。他的逻辑是,借款是因为财政困难,而财政困难又是因为军饷负担太重,因此,解甲归田就成了避免借债亡国的爱国行动了。至6月初,裁遣军队已达七、八万人。但是,时局仍有隐忧,不能不多少考虑应变的问题。于是,革命党人为保存革命实力计,将所有遣散部队的优秀军官及精良武器组成一师,定名为第八师。该师从师长以下至营连长,都是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同盟会会员。然而,一方面号召爱国退伍,一方面又招兵充实基干部队,引起了军队中的思想混乱和不满情绪。结果,留守府被迫停止充实第八师,并将招兵的团长何遂撤职。

袁世凯表面上挽留黄兴,实际上则在考虑如何稳妥地接收留守府。北京政府与银行团的垫款合同成立后,袁世凯即于5月18日电告张謇准备裁撤留守府,拟派陆军部次长蒋作宾赴宁与黄兴面商善后,要张即日面商江苏都督程德全,考虑江苏方面接收留守府军队的办法。张因病仅以密电转告程。程得悉袁拟裁撤留守府后,即电告袁世凯,黄兴处处力求收束,并无“积极”思想,要袁不要操之过急,以免引起军队猜疑。于是,袁世凯以挽留黄兴为名派蒋作宾前往南京。蒋作宾抵宁后,向黄兴出示了与银行团签订的垫款合同。黄兴获悉合同的严酷条件后,即通电表示强烈反对,并且与财政总长熊希龄发生严重冲突。但是,黄兴既然拒绝银行团借款,自无法再向财政拮据的中央政府要钱,军饷问题当然更无法解决,于是不得不坚决要求辞职。蒋作宾与程德全商量后,都不赞成他即时解职,决定由蒋电袁要求拨款。袁世凯虽然同意请黄暂时维持,但除垫款外根本拒绝拨款。蒋作宾不得不电商程德全,请他来宁接收留守机关,以便获得中央军费,抚绥充满危机的军队,黄兴也荐程自代,程最后同意了蒋的办法。袁世凯遂于5月31日发布命令:“所有南京留守机关,俟程德全到宁接受后,准即取消。”

同盟会许多人对黄兴消极引退是不满的。陈其美亲由上海赶到南京,劝黄留任,并加紧活动,力求控制江苏。在他的主持下,苏州革命党人柳承烈等组织“洗程会”,准备策动先锋营发难,推倒程德全,可惜事机不密,为程德全所破。同盟会老将谭人凤为挽救不利局面,特于6月4日致电袁世凯,要求收回成命,或改委留守为江苏都督。同盟会南京支部也相继采取同样步骤,要求任黄兴为苏督。但此时程德全的地位已无可动摇。6月14日,黄兴通电解职。

南方革命派一让总统,交出了政权;二辞留守,交出了兵权。南方军队的大量裁减,造成了军力北强南弱的对比形势。南京留守府的裁撤成为南北双方实力消长演变的重要分水岭。

案例思考

1为什么说民国初南京留守府的成立是南北两派相互妥协的产物?如何评价这种妥协?

2如何认识南京留守府被裁撤的原因?为什么说南京留守府的裁撤成为南北双方实力消长演变的重要分水岭?

教学案例3: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救亡图存之路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俄国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学俄国。这就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期中国人学习外国的情形。

在救亡图存运动中,一些先进的中国人曾把目光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在中国发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11年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终结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是,辛亥革命后试图模仿西方民主制度模式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包括议会制、多党制等,并没有实现中国人民要求独立、民主的迫切愿望,很快就在中外各种反动势力的冲击下归于失败。时人悲愤地感叹道:“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中国人民仍然处于被压迫、被奴役、被剥削的悲惨境地。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人民在黑暗中思考着、摸索着、奋斗着。

案例思考

1、试比较康有为、孙中山“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途径和选择有何不同。

2、“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反映的是哪一派政治人物的主张?他们的主张是怎样实践的?结局如何?

3、为什么辛亥革命“没有实现中国人民要求独立、民主的迫切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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