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发布时间:2019-06-17 浏览次数:[]

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教学案例1:“洋兄弟呤唎眼中的太平天国运动

在外国侵略者武装干涉太平天国革命的同时,一些外国人也参加了太平军。太平天国的领导人称参加革命的外国友人为“洋兄弟”,英国人呤唎就是其代表之一。

呤唎原在英国海军供职,1859年来华后辞去海军职务。1860年进入太平天国境内,接受了忠王李秀成的委任,并偕同未婚妻和几位友人一同参加了太平天国的工作。他多次随忠王出征,经常前往上海,为太平天国招募外国志愿军,采办军火,供应粮食,进行宣传,并组织了一支直属于忠王领导的教练军,参加作战。他为此而遭到上海英国当局的通缉,他的妻子和几位友人都在革命战争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864年太平天国失败后,呤唎返回英国。之后,他撰著了《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于1866年在伦敦出版。书中记述了他在太平军中的经历,留下珍贵的历史见证。

该书首先描述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原因。呤唎初到中国时,曾沿着中国海岸航行,到过汕头、厦门、福州、上海等地。每到一地,他总是尽量跟本地人相处在一起。他发现当地的中国人深深地痛恶清朝统治者,这是邪恶的清政府造成的。他说:“统治者的无穷迫害使他们麻木不仁,堕落退化;剃发的奴隶标志使他们带着不自然的烙印;横恣暴虐的专制制度摧毁了并贬抑了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生命财产完全操纵在最卑鄙最无人心的官吏手里,操在只有贿赂可以动心的审判官手里;凡是反叛异族皇帝的非正义统治的人,按律是‘千刀万剐’,凌迟处死,稍涉嫌疑就被砍头,牵连在反叛案件里的人一律格杀勿论。”正是由于清政府的暴虐统治才激起人民的反抗,所以在呤唎看来,“自由和正义总是通过反抗暴虐统治而取得进展的;伟大的人民领袖也许是今天的叛徒,可是明天他们得到了成功,他们就要成为时代的英雄和爱国者。”他还写出了清政府政治黑暗、腐败盛行的情况:“清政府为了搜刮物质以供应军需,就采取了最腐败最堕落的行为。卖官鬻爵之风,遍地盛行。北京官报上曾刊出二十三条通告,出卖各种品级、荣誉、职位。犯罪的人可以用钱买得自由,充军的人可以用钱买得回乡;官吏可以为亲属买得官衔,任何人都可以为自己的父亲买得比自己更高的品级;总之,贿赂成风,腐败达于极点。”

该书描述了太平天国地区人民的生活。呤唎等人刚进入太平天国区域就发现:“人民都在忙着收割,显然要比湖那边清统辖区的农民富裕得多。我们到了芦墟,这是一个大村庄,离上海有六十英里的水路。此处似有各色大宗贸易。运丝船、乡下船和上海船都停泊在村外,为数很多,全都满载货物,似乎这里是一个很好的现成市场。人们穿着很好的衣服,商店充塞着货品,处处都显出兴旺景象。最令人惊奇的是乞丐完全绝迹我完全看不见和任何杀人放火的痕迹。村里,只见到一群群富裕的、忙碌的、面容和蔼的中国人,和一大堆一大堆刚由船上卸在岸上的货物;郊外,只见到大自然的富足和美丽;但是这里明明是太平天国区域的一部分,我所见到的人民也明明都是太平天国的百姓。”呤唎还经常上岸访问附近的村民,调查他们对太平天国统治的感想。“我很高兴见到他们在各方面都十分满意;尤其使我感动的是他们都乐于留发,这是太平和自由的标记,跟满洲人及其强加在汉人身上的剃头蓄辫的奴隶标记恰成对照。凡亲眼见过太平军的人一致认为太平军显然优于清军。不仅太平军的外表要可爱得多,而且他们的整个品格,无论在体质上道德上,都显出同样惊人的优越性。要说他们是同一国家的人,那简直令人无法想象。”

该书描述了太平天国采取的众多社会改革措施和取得的效果。其中写道,太平军执行严格的纪律,禁止骚扰劫掠百姓。“我在苏州城门口和我所经过的几个村口,看到悬挂着几个人头,旁边贴有告示,指出这些人都是兵士,因为抢劫民财,吸食鸦片,虏掠民女,而被斩首示众。” “我曾在一个村庄里听说,太平军的兵士不付钱,就连一个鸡蛋也不敢拿走,乡民都说和太平军做生意是好买卖,因为他们比清军出的价钱要好得多。”呤唎发现,在太平天国管辖区域,“妇女摆脱了缠足的恶俗,男子摆脱了剃发垂辫的奴隶标记,这是太平天国最显著、最富有特色的两大改革,使他们的外貌大为改善,和在鞑靼统治下的中国人的外貌显出了巨大的区别,并表现了巨大的改进。太平天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大大地超越了他们的姐妹,那些束缚在清朝的家庭制度中的妇女的社会地位,这是太

平天国的辉煌标志之一。”呤唎还赞美“太平天国彻底废除了令人憎恶的奴隶制,这个禁令是严厉执行的,违者不论男女一概斩首论处。”

呤唎在书中分析了英法等侵略者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原因和西方列强的残暴。英法曾与太平军相约保持中立,太平军手中握有他们保证严守中立的庄严文牒,但忠王却不明白英法为什么阻止他进攻上海。呤唎对此进行了分析:“忠王过于开明和宽厚,以致他虽然十分机敏,明于预见,却并没有见到英国人的敌意的真正意图。他没有想到:英国从事于这次军费浩繁的战争的目的,就是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及使英国获得其他种种利益;而太平军以死刑来严禁鸦片——无论这对中国人是多么有利,无论人道主义的呼声所提出的神圣要求是多么不容置疑,——却是不利于额尔金条约得来的利益、赔款和鸦片贸易的,因而是不适合于英国人的政策的。”忠王李自成率军攻打上海时,“太平军头一天遭到意外袭击损失了三千人以后,遇见了传教士米怜先生。这些太平军是中国人,他们见到自己的亲友同伴无辜遭到屠戮是应该震怒的。可是,他们并没有采取亚洲民族自然会有的那种泄愤报复行为,却以一种超过应受赞美的耐心,不去俘虏米怜先生,并且发现他是传教士后,还派兵士保护他安全到达城门口,以防兵士复仇和侵扰。米怜先生安全到达了城门口,可是护送他的兵士退回时,一个个全被城上的英国兵开枪射杀了。”

呤唎在书中多处描述了太平军英勇作战,沉重打击中外反动势力的情况。其中写道:“1853年3月19日,中国的故都南京只经过短短十一天的围攻,就落在太平军的手里。攻下这座防御坚固的重要城市,并未花费多大力量。太平军由江上攻打城北,一师在东北城角埋地雷轰城,另一师炸毁仪凤门,两军协同进攻,只遇微弱抵抗就把城占领。据说,守城的清兵约一万五千名。可是鞑靼兵很多,所以照通常清军中的汉满比例来看,全部兵力一定不止此数。守城清军几乎未作抵抗,即由南门和西门逃走或投降并参加了太平军。”呤唎对北伐、西征的情况盛赞不已:“1853年5月,太平军一小队,约七千人,渡扬子江北上,击败扼守江边的清军,迅速向西北方向挺进,入安徽和河南稳步向北京前进,沿途攻下许多城市。同月(9月)下旬,入直隶,这是清朝最北的省分,北京就在这个省分内。太平军进展神速,攻下了无数城市。10月,抵大运河。数日后,克静海县,距天津约二十英里。此时,北京清廷见太平军长驱直入,进逼京师,极为震惊,就用各种方法来阻止太平军的进展北伐军出发不久,5月间,太平军又派大队沿从前进军南京的旧路回师反击,溯扬子江而上,克安徽省城安庆,以安庆作为进军的基地。沿途攻占许多城市,缴获的物质钱粮都运回南京。再自安庆分兵两路,一路向西,入江西湖南,另一路则向北,准备增援静海被围部队。1854年初,西路军过洞庭湖,沿旧时进军的一段路线,攻克扬子江两岸的许多城市。约在5月间,抵武汉三镇,沿途缴获大量物质。同时,北路军约在1853年11月自安庆出发,直抵江苏北部的运河,再沿运河疾进,所向披靡,攻无不克。1854年3月,渡黄河。4月12日,克额防御坚固的临清,临清是直隶山东之间的要地。清朝统治者的命运悬于千钧一发之际,腐朽血腥的清政府意识到自己的灭亡就要到来,惶惶不可终日。”

案例思考

1如何认识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意义?

2如何理解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教学案例2:马尾船政局

马尾船政局是1866年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堂创办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制造轮船的专业工厂。

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亲身体验到西洋船坚炮利的威力,朝野上下纷纷吁求造炮制船“师夷长技”。左宗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看到,英国资本主义以火轮兵船数十艘之众,竟然牵制中国七省之兵的“可虑”之事势,提出“设造船之厂”制造火轮炮船的设想。他认为敌之所长在火炮轮船,能制其长,即可操胜券。在顽固守旧以妥协求苟安的一批官僚的反对下,当时作为塾师的左宗棠的这一设想只能成为泡影。

1862年,左宗棠受命图浙时,才逐渐将制造火轮船的宿愿付诸实施。经过多次努力,1864年仿造了一条小火轮试行于西湖之上。在高兴之余,左宗棠以该船征询当时洋枪队首领德克碑和税务司日意格。这两位法国人说:大致不差,“惟轮机须从西洋购觅,乃臻捷便。因出法国制船图册相示,并请代为监造,以西洋传之中土。”左宗棠知道中国在造船技术方面远不如西洋,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1864年9月,德克碑交卸了常胜军司令一职,于1865年1月奉左宗棠之命回国购买机器和雇觅洋匠。

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上奏清廷,提出大规模设厂自造轮船的主张。7月14日,清廷批准了他的请求。左宗棠随即派按察史福建补用道胡雪岩主持作择地、购器、雇匠等建厂工作。

造船厂的规模和所要达到的水平如何?左宗棠有明确的计划和见解。他知道自造轮船困难极大:一无制作的器具,二无合格的师匠,三无识洋字、谙洋算和通晓洋书之人堪随洋技师学习,等等。但他还是坚定地说:“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自造的目标要做到不依靠别人就能造成船只。

左宗棠为造船厂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一是选择福州罗星塔马尾山后为厂址。那里是理想的港口:距海口50里,数百米宽的沿江两岸形势险要,易于设防;此地水清、土实,深达12丈,可停泊巨舰;此处设有海关,经费亦易筹措。二是制定五年计划和与洋人签订合同。他与日意格、德克碑签订了为期5年的规条14款的合同。日、德两人与船政局是属于一种特殊的雇佣承包关系,他们与法国政府无关,是奉左宗棠之命,受船局之托,在设厂造船中处于总包工头的地位,有总工程师的职能,但无控制局务之权。为取得其技术和使其忠诚效力,月各资千两。以5年为限,限满日、德及他们所雇工匠概不留用。

1866年10月14日,清王朝为镇压西北回民起义,调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在上任前,左宗棠推荐沈葆桢为船政大臣。1867年初,沈葆桢接到清廷下达的总理船政的任命,遂于7月17日正式到任。这时,船政局筹建工作大体完成了框架,但沈葆桢也遇到很多困难。他上任后的第一个奏折提出:经费难筹、官绅搬弄是非、工匠向洋人问学不殷等。面对这种情况,沈葆桢不畏艰难,认真督理。到1874年,一所以造船为中心的大型机器工厂基本建成。它规模宏大,设备也齐全。一位英国人在参观船厂后说:“这个造船场和外国任何其他造船场并没有多少区别。”船政局不但能与西方一些造船厂媲美,而且大大超过了当时正拼命向西方学习的日本造船工业的水平。

值得称道的是,左宗棠和沈葆桢将培养新型技术人才置于建造船厂的首要地位。船厂开工前,左宗棠在福州城内白塔寺开办艺局,半年后迁至马尾,分为前、后学堂,选拔聪颖少年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算学、造船技术等等。沈葆桢一再上奏说,船政的根本在于学堂。他认真督学,“英敏勤慎”者奖之,“玩梗钝拙”者去之。历史证明,马尾船政局附设的前、后学堂所培养的科技、水师人才,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的地位。

马尾船政局的建厂速度很快,因而造船就提上了日程。1868年1月开工造第一艘轮船,次年6月成功下水,名为“万年青”号。此船系木质暗轮,排水量为1370吨,比日本1862年仿造的蒸汽船“千代田”号138吨的排水量要大10倍。从这时到1905年,所造兵商各轮40艘,据说“欧美各国士大夫到中国游历的,都要绕道闽省,一观我国船政的成绩。”

马尾船政局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外国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从中国当时的军事形势和经济发展需要来说,也是距离甚远的。从造第一艘轮船到1874年造出的第15艘轮船,全为木质,这在国外已属过时的旧型式;轮机马力都较小;载重量较少;船速较慢,所装炮位不多而且不大,缺陷实在不少。当时西洋兵轮的长处恰恰与此相反,它们“全在炮位多而马力大,故能于重洋巨浪之中,纵横颠簸,履险如夷,制胜确有把握。”这表明马尾船政局在制造机械、装配船体等系统工程方面,还远未得到西洋之“奥妙”。这种技术落后,进展速度慢的原因,固然与中国造船工业及与之相联系的钢铁、机械制造等工业底子薄、基础差分不开,但也与洋人的刁难、洋务官僚管理上缺乏经验和资金不足等有很大关系。

1874年至90年代末,洋人因雇佣合同到期,陆续撤退,开始由中国人设计自造,导致造船质量远不如国外。为了解决技术人才的培养问题,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措施。沈葆桢在1875年趁日意格回国之机,在前、后学堂挑选出魏瀚、陈兆翱、陈季同、刘步蟾、林泰曾等5名学生随同去法国参观学习。此后,先后派了3批学生去欧洲留学。马尾船政局所制之船从仿造开始转变为自主设计建造。

马尾船政局在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设备,引进人才和培养人才,从事军工生产乃至民用生产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不过,马尾船政局的发展与它的设备能力是不相适应的,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它走向衰落。其在发展中的矛盾如下:

一是其经营方式违背资本主义积累与分配的规律。马尾船政局的资金来源于闽海关的固定拨款,它与上海、天津等机器局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不是“就动拨之款,核制成之数”,而是生产不计成本,产品不作为商品出售而通过清政府调拨给各单位使用。这就决定了其发展不是依靠内部积累,而完全依赖政府的财政支出。这在一定时期是有必要的,但随着造船规模的不断扩大,其耗费也越来越大,而清政府的财政却日益匮乏,对船政局的支付日益减少,致使矛盾日趋尖锐。

二是封建官僚衙门式的管理与近代机器工业发展的矛盾。马尾船政局相当一部分僚属把船厂当作封建衙门,任人为亲是其在这方面的主要表现之一。尽管沈葆桢定下“虽其至亲旧交不滥收录”的任人为贤方针,但继其后者还是免不了“滥收滥委”,致使滥竽充数。

如何克服上述矛盾?一些改良主义思想家和洋务官僚提出了商办的主张,以期挽救船政局的危局。1896年,清政府也曾派员办理招商事宜,但以毫无结果而作罢。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矛盾不断激化,马尾船政局于1907年全面停产。

案例思考:

1马尾船政局创立的背景和过程如何?有什么重要作用?

2以马尾船政局为例,分析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失败原因、教训。

教学案例3:献身“戊戌变法”的勇士谭嗣同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日益加深,全国的维新运动也愈益高涨。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事”的上谕,宣布进行变法,并准备提拔一批年轻有为的维新志士来推行新政。翰林院学士徐致靖向光绪皇帝推荐了谭嗣同,说他天才卓荦,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不避谤疑,内可以为论思之官,外可以备折冲之选。光绪帝闻后大喜,命谭嗣同立即进京晋见。

正在湖南的谭嗣同接到谕旨后,不由喜忧交加。喜的是自己平生的政治抱负,有可能很快得以施展;忧的是亡国危机已如此深,变法前途吉凶难卜。为此,临行前,他再三嘱咐妻子:要视荣华为梦幻,视生死为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做好“我不死谁死”的亡后的准备。

8月21日,谭嗣同不顾大病初愈,赶到了北京。这时,京城的变法运动已进入高潮。光绪皇帝正在接二连三地颁布变法诏令。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兴高采烈,欢欣的气氛笼罩着古都。至此,谭嗣同行前的忧虑少了许多。他满怀喜悦地在给夫人的信中写道:“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我因此益加奋勉”。

9月5日,光绪皇帝召见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4人,分别授予他们四品衔军机章京的职务。并把一个内装密谕的黄色匣子亲手交给他们,嘱咐说:“你们要尽力辅佐我推行新政,资助变法,不要左顾右盼,瞻前顾后。

为了报答“高厚”的“圣恩”,实现自己的志向,谭嗣同决心尽自己的一切,开拓出一条祖国繁荣昌盛的光明道路。他为光绪皇帝起草诏书,批阅大小臣工的奏折,筹划种种变法措施,参与种种国事的决策,工作起来常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但是,正当谭嗣同等全力以赴地进行变法维新之际,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伙封建顽固派挥起屠刀猛扑过来。他们密谋,乘光绪皇帝10月到天津阅兵之机,由直隶总督荣禄发动兵变,逼光绪退位,然后将新政一举推倒。北京城内,一时流言四起,人心惶惶。9月14日,得悉此讯的光绪皇帝惊慌失措,急忙下密诏给康有为、谭嗣同等,说:“朕位几不保”,要他们火速密筹,设法相救。但是,维新派手中既无军队支持,又无广大群众做后盾,只能手捧密诏,跪地痛哭。最后,谭嗣同自告奋勇地去游说袁世凯,要他在天津阅兵时,统率新建陆军诛戮荣禄等人,囚禁慈禧太后,为光绪皇帝救驾。

9月18日夜晚,悲愤不安的谭嗣同来到位于法华寺的袁世凯的住所,劝说袁世凯帮助光绪皇帝,应对慈禧太后等的发难,实行变法。

袁世凯当面信誓旦旦地答应了谭嗣同的请求。谭嗣同信以为真,直到东方晨光熹微,他才告辞而归。谁知谭嗣同刚走,阴险狡诈的袁世凯就去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得报,星夜进京直奔颐和园,向慈禧太后报告。

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宣布临朝听政。同时下令捕拿维新党人。

这时,康有为已逃出北京,梁启超也避难于外国使馆。谭嗣同面临绝境,泰然处之。朋友们纷纷劝他出走,免遭横祸,他执意不从。大刀王五闻讯赶来,以性命相许,保他出城,也被他谢绝。他对朋友们说:“没有活着的人,无法图将来报仇复兴,没有死的人,无法报答皇上的恩情,唤起民气”,“各国变法,都是流了血才成功的,但是现在中国还没有听说有为变法而流血的人,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祖国所以不昌盛的原因。那么,这种为变法而流血牺牲的事,就从我谭嗣同开始吧!”

9月25日,清廷提骑突然闯进了谭嗣同的住所。谭嗣同大义凛然,从容被捕。从他参政到入狱这天为止,仅仅半个月的时间。虽然身陷囹圄,但他没有丝毫的悲戚和恐惧,他用煤块在监狱的墙上愤然写出如下诗句:“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在留给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绝命信中,他写道:“这次政变,是天翻地覆的大祸,我今被捕,自料必死,我死不足惜,可怕的是瓜分大祸就在眼前,我担心的是民族的命运、祖国的前途。因此,我希望大家同心杀贼,挽救危亡。我相信中国之大,民众之多,一定会有人做到这一点,嗣同虽生不能报国,死也愿为厉鬼,帮助完成这番事业。”

1989年9月28日,清朝反动当局未经任何审判,就决定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把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等六位维新志士斩首示众。当刽子手的大刀正要举起的一瞬间,昂首挺立的谭嗣同大声唤监斩官刚毅:汝前来吾有一言相告。刚毅不敢前往,谭嗣同哈哈大笑,仰天长啸,口中念出四句惊天地、泣鬼神的绝命诗:“有心杀敌,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言罢,慷慨就义。观者无不为之动容。时人呼冤,称谭嗣同等六位志士为“戊戌六君子”。

案例思考:

1谭嗣同的牺牲精神对当代大学生有何启示?

2为什么说戊戌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

3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是什么?维新派本身局限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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