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

发布时间:2017-04-26 浏览次数:[]

教学目的与要求:

1.了解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性质、内外政策及其统治下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懂得进行土地革命战争的必要性、正义性与进步性。

2.了解中国共产党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艰难历程,学习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领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

3.了解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在长征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弘扬长征精神,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4.认识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对于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对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

 (一)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建立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局处在极度混乱之中。除新旧军阀的对立外,国民党内部也分成许多派系,主要有三个政治派系,即以蒋介石、胡汉民为代表的南京派(宁派);以汪精卫、唐生智为代表的武汉派(汉派);以张继、许崇智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沪派)。宁汉各有“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沪派只有“中央党部”。三派都打着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奉行“三民主义”的旗号,为争做国民党的“正统”和控制中央大权互相角逐。当时,国民党各派的纷争,主要表现为宁、汉两方的对立和争斗。汪凭借自己在国民党中央的合法领导地位,企图以武汉派为中心去统一南京的国民党中央和政府。蒋以“反共先进”自居,坚持把汪派排斥于国民党中央之外,将国民党各派统一于南京,置于自己的监护下之下。

19278月,蒋介石在外有汪精卫逼迫、内有李宗仁等“逼宫”的情况下,于813辞职下野。稍后,汪精卫在胡汉民、吴稚晖等国民党元老和西山会议派邹鲁、谢持等人的政治压力下,也被迫引咎下野。915,宁、汉双方与西山会议派共组“中央特别委员会”。至此,国民革命中期以来一直处于分裂状态的国民党,终于在“反共”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实现了统一。

南京国民政府在矛盾纷争中建立,也是在纷繁复杂的政治纠纷中巩固和发展的。192819日,蒋介石在南京通电复职,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重新掌握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在与冯玉祥、净锡山、李宗仁等达成一致并协调了与英、美、日等国的关系之后,于45日宣布北伐,史称“二次北伐”。1229日,东北军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服从“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至此,经历了北洋军阀为期十数年的分裂之后,中国重新获得形式上的“统一”。

 

(二)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

1.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难环境

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没有改变。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城乡。中国革命转入低潮。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2.开展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

192781,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99,毛泽东等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爆发。遇到挫折后,部队南下,开创了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1211,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了广州起义,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发动了又一次英勇的反击。

(三)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1.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探索

中国的革命到底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如何才能使中国的革命到达胜利的彼岸?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特殊国情对中国的革命者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关键在于能不能真正认识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能不能真正认识中国革命战争发展的特殊规律。在经历了许多次痛苦的失败和艰难的探索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首先摆脱了“城市中心论”的习惯性思维。他们认识到,由于中国国情的特殊,“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1][]这一条“相反的道路”,即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适合近代中国特殊国情的特殊革命道路,毛泽东等人在其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一,最早关注农民问题。中共成立之初,重视工人运动,忽视农民运动。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逐渐增强了对农民问题的认识。毛泽东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相结合,1925年,毛泽东先后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中国农民问题》、《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系统地分析了农民问题。他提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是无产阶级的最广大的最可靠的同盟军。还指出建立农民武装、推翻地主政权的重要性。

第二,最早提出要进行农村武装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出现了盲动主义倾向,把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主要敌人之一,认为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障碍,一定要消灭之,因而使本来处于低潮的革命势力又丧失了一部分革命力量。为了克服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倾向,寻找革命的正确的道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新的革命道路的探索。毛泽东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政变后的一次中共中央会议上指出:“靠山的上山,滨湖的上船”、“上山可以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他的上山主张遭到了共产国际和党内大多数的反对。19282月,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批评中共领导的农村游击战争。指出“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

第三,明确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当时党内一些人也质疑,在偏僻的山村、物力财力缺乏、革命势力弱小的情况下,“红旗能打多久?”针对这些批评和疑问,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充分论证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各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回答了农村根据地可以不依靠城市而独立存在和发展。但因受传统的“城市中心论”的长期影响,党和红军内部仍有不少人认为农村根据地的意义只限于配合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积极探索,揭示了中国革命的根本特点和发展规律,在工农武装割据的基础上,建构了中国革命道路的基本理论。

第四,最早探讨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下党的建设问题。在长期的农村斗争环境中怎样建设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和一支革命化的军队的问题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能否成立的关键所在。19281125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我们感觉无产阶级的领导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2][]毛泽东已提到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指导全党和对教育党员这一保证农村党组织和红军无产阶级性质的根本途径。

19296月下旬,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中共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后,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的领导岗位。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军事联席会议。会议期间,陈毅向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和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详细汇报了两年来红四军斗争情况和存在的各种问题。周恩来肯定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行动策略和建立农村根据地,建设一支坚强的无产阶级军队的正确主张,支持毛泽东主持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的工作。

9月,陈毅根据周恩来多次会谈和中央会议的精神起草了《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九月来信》一是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关于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强调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是正确的。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二是规定了目前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三是指出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和纠正的方法,要求用政治教育的方法来提高官兵的觉悟,坚决废止肉刑等旧军队的陋习。四是指出中共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不要包办代替中共党领导下的其他组织机构的工作。最后中央指示红四军全体指战员,要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提高了朱、毛在群众中的威信。

1929122830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古田镇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央《九月来信》,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红军的建设经验,确立了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来建设党和人民军队的原则。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4][]。古田会议决议案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及其军队的基本原理,总结了南昌起义后两年多中共及其军队建设的实践经验,解决了长期处于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里,以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党和军队中,如何保持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性质和如何建成一支由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的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

第五,明确提出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193015日,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党内通讯。信中批评了那种不愿做艰苦工作创建农村根据地的错误倾向;批评了那种先争取群众,然后进行全国武装起义,再把红军加上去,就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的理论。毛泽东写道:“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与中国革命的事情不适合的”[5][]、“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无异议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他还指出:“半殖民地的中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实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至此,中国共产党关于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开展“工农武装割据”,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的理论初步形成。

第六,最早提出党的思想路线。19305月,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针对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必须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强调:“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毛泽东初步论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和群众路线的基本思想,把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提到了思想路线的高度。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是同反对教条主义,提倡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等原则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为中国共产党正确解决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问题奠定了思想基础。

2.反“围剿”战争与土地革命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当局感到震惊和恐慌。蒋介石集中兵力,从193010月到19317月,对根据地发动了三次“围剿”,均被粉碎。

在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的一项基本任务是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旧中国的广大农村,60-70%的土地掌握在不足农村人口总数10%的地主、富农手中。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占农村人口70%以上。地主阶级和半地主式的富农对广大农民实施着残酷的封建剥削。农民交纳的地租一般要占劳动成果的一半以上,甚至达到70-80%。这种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的剥削关系,给广大农民造成极大的痛苦,阻碍着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土地问题成了中国社会的一项基本问题,变革土地制度,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项基本任务。

土地革命,是中国农村真正的社会大变动,它要摧毁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从政治经济上解放广大农民,调动了农民的生产和革命的积极性,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二、中国革命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一)土地革命战争的发展及其挫折

1.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规模有了相当的发展。各根据地相继召开了各级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各级苏维埃政府。在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积极进行经济建设,着重发展农业生产,努力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苏维埃政府还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

 

2.土地革命战争的严重挫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共产党内,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左”倾冒险情绪很快发展起来。这种情绪在“八七会议”时已经开始。192711月,在瞿秋白主持下,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政治纪律决议案》、《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等文件。“左”倾机会主义第一次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

 

(二)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

1.遵义会议

19351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洛甫)、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参加会议的还有:红军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政委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

会议揭发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批评了博古在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护的错误观点,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及退出中央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执行了单纯防御路线,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的结果。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定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央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极为重要的会议,使党的路线开始转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来。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会后,在行军途中,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随后,军委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接着又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负责军事行动。中央红军采取了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四渡赤水、南下乌江,佯攻贵阳,直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途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红军转危为安,接着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卢定桥,翻过白雪皑皑的夹金山,于19356月,在四川懋功与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中共中央决定继续北上抗日,但张国焘表示反对,为了排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的干扰,中央红军穿过荒芜的草地,与193510月抵达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11月取得了直罗镇大捷,粉碎了国民党对陕甘根据地的围剿。19367月,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在西康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193610 ,在甘肃会宁,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历时两年的战略大转移,红军长征宣告胜利结束。

 

2.红军长征的胜利

遵义会议后,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抢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拜托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争的主动权。于1935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为为安的关键,它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的胜利,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培育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长征一结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

 

(三)总结历史经验,迎接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要重视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必须端正思想路线,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必须加强共产党自身理论建设。

 

阅读书目:

1.《毛泽东选集》第一、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南昌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

6.《广州起义》,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

7.江西省档案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8.《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共三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9.《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0.蒋凤波、徐占权:《土地革命战争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11.《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2.张同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3.郑德荣:《国共政权十年对峙史(1927-1937)》,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14.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第二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思考题

1.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探索和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

220世纪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中期,中国共产党内为什么连续出现“左”倾错误?

3.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总结历史经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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